2017年3月15日，“华大古史论坛·学术沙龙（第二期）”于逸夫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首场邀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斌教授主讲，主题为“建康与中古都城的郊区”。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尤学工主任主持，中南民族大学赖玉芹教授；华师高研院徐剑；古代史教研室冯玉荣、叶秋菊、张达志、郭涛等老师共同参与。

魏斌教授从“汉唐间的都城与郊外”、“建康的篱门与‘郊外’空间”、“建康东郊的园宅化”、“钟山的建筑累积与‘疆界’整理”四个方面展开探讨。

研究缘起从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关于长安近郊的研究展开，魏斌教授指出梁武帝天监六年前后，政治上日感疏离的沈约，“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在建康东郊、钟山之下建造园宅，并写下著名的《郊居赋》，依次记述土山谢安别墅、方山津、商飙馆、孙权墓、齐文惠太子博望苑、钟山、晋宋陵寝、祠庙等东郊景观。妹尾先生认为在八、九世纪的长安是郊外诞生的原点，然而，据《郊居赋》记载，长安郊区的图景在六世纪的建康也是存在的。此外，《高僧传》中也有钟山南麓许多寺院的记载。由此提出问题：如何看待妹尾先生的观点，如何理解建康郊外的发展。

郊外在古代有着明确的界定，城市的边界即为外郭城。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大致可以确认的是，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南朝建康、北魏洛阳都是由内城、外郭构成的都城格局，早期的郭可能没有墙，只是由一些门、亭标识的边界，最早的郭墙可能出现在北魏洛阳。“郭外”即“郊外”。自西汉至南北朝、隋唐，都城郊外延续着一些共同的文化景观，如墓葬、礼制建筑，以及聚落。妹尾先生所称“郊外的诞生”，最重要的因素当是由郊外别墅、庄园、寺院、道观等新出现的文化景观，以及城内居民围绕这些文化景观形成的类似于现代旅游的日常性访问。

《晋书•石崇传》载：“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他邀请宾客，进行文化活动。石崇在《金谷诗序》中详细记载其别馆“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此种别庄与唐代樊川所记十分相似。在西晋洛阳似乎已经出现了妹尾先生所称的八九世纪的郊外园林区域。然而遗憾的是，关于西晋洛阳郊外的材料非常少。在建康之前，我们对郊外的情况知之甚少，能够寻找的资料仅有西晋关于石崇别馆的记载，无法展开讨论。

关于建康城的研究自1935年冈崎文夫《六代帝邑考略》以来成果较为丰硕，但多侧重于讨论建康内城的结构与布局，未曾有学者研究外郭的情况。关于建康外郭城的唯一记载见于《太平御览》所引《南朝宫苑记》，以五十六个篱门来标示外郭。虽然还有一些疑问，但综合文献考订，再结合考古发现的建康墓葬分布，大体可以推断建康外郭（篱门线）的范围。总体上，外郭呈南北长而东西窄的狭窄形状。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能够考证的篱门只是五十六所篱门中很小的一部分，一些推断仍只能是大概而言。《南朝宫苑记》提及的几处篱门及后渚篱门，应当是一些重要外出道路的起点。然而，囿于史料限制，魏斌教授指出还存在诸多疑问。如篱门线是直线还是弯曲的？如果是直线，是否与宫城、都城构成中轴对称？此外，建康外郭应当没有连续的篱墙，只是以五十六所篱门标示。但篱门总数为何是五十六所？是否设置过于密集？建康的城市规模也一直在扩大，在宋武帝、宋文帝时期就有“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谓之南学”的记载。尽管城市规模在扩大，篱门（外郭）线并未随之变动。篱门之外，无论在制度还是观念上都属于“郊外”。

建康外郭由五十六所篱门标示，跨越秦淮河两岸，呈南北长而东西窄的狭长形状，成为区别城郊的分界。郊外发展的动力来自都城内部，是城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向城外“溢出”，并对郊外景观进行塑造的结果，其中政治权力的影响尤为显著。

建康城郊四周之差异显著。北郊，玄武湖以南空间极为逼仄，很早就成为皇家苑囿区。玄武湖以北土地较多，但有湖面阻隔，距离秦淮两岸的人口密集区较远；南郊，多丘陵冈地，迫近长江，缺乏开阔土地；西郊，环境与南郊相近，空间上更加局促；东郊，钟山之下一直到秦淮河两岸的东郊，地形平坦开阔，溪泉密布，北有钟山林壑之美，南得秦淮河水道之便，自然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东郊便成为讨论重点。

东郊出现较早的别庄或此类的文化建筑，《南史》记载称为“东田”，但“东田”并非专指文惠太子园宅，而是钟山之下某一地理空间的概称，钟山南麓的开阔农业地带都应包括在内。有趣的是，东晋南朝史料中从未出现“西田”、“南田”、“北田”的记载。籍田位于建康东郊，或许由此而概称东郊之地为“东田”。不过，即便“东田”之名得自于籍田，有一个现象仍然不能忽视，即东篱门外、钟山之下的开阔地带，东晋南朝时期有大片农田存在。或许也是由于这里集中了大片皇室和士族官僚占有的农田，故有“东田”之名。东田劳动者称为“东田口”。田地上往往会附设简单住所，即田舍与墅。南朝以后出现田舍住宅化的趋向，郊外园宅具有双重意义，既是郊外游赏之所，又是治生手段之一，东田的发展受到这两种力量的推动。

诗歌中的东田郊园如朱异园、徐勉园、张瓒园等大体相似的景观，除内部园林之美，其共同特征是均以钟山为借景。经过园宅化开发的东郊，一方面延续“野径既盘纡，荒阡亦交互”的农业景观，同时又间杂“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的郊外园宅。寺院、道馆与学馆亦相继出现。齐梁时代，东田已由原先比较纯粹的农业性郊区，发展成为融合皇室贵族园宅、寺院、道馆、学馆等多种文化性建筑的地理区域。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建康作为都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淀。求田问舍的内在动力，对于舒适化生活的本能需求，以及佛教、道教的影响，都成为建康东郊开发的“推手”。

“东田”开发和园宅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依傍钟山林泉之美，每每见于诗赋之中。东晋至刘宋初期，钟山的文化景观主要是蒋庙和吴、晋、宋陵墓，而且集中在富贵山及其以北的钟山西麓。自元嘉初年创建定林寺，佛教寺院开始以今明孝陵、紫霞湖一带为中心在钟山蔓延，密集的寺院建筑完全改变了钟山的景观，道馆、祭坛、学馆、隐舍、祭馆等文化建筑也相继出现扩张，从而造成用地的紧张。在佛教力量的推动下，钟山之南即今明孝陵区域，逐渐成为重要的宗教文化区域，齐梁时期建康上层社会与钟山之间形成非常密切的文化关系。在皇族、士族官僚的推动下，齐梁时期的钟山已经成为智顗所批评的喧闹之所。不过，“喧”或许正是南朝钟山的文化意义所在

最后，魏斌教授总结道：南朝时期的建康东郊，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八、九世纪的长安近郊。进一步追问，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何在？是城内权力向郊外“溢出”带来的普遍性变化，还是可以理解为唐代都城郊外的“南朝化”倾向？当然，这些灵动的推测与猜想仍需学人继续作出扎实的论证。  

魏斌教授的讲座以风趣诙谐的语言，扎实透彻的论证，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建康与中古都城郊区的历史图景，解读了中古城市发展变迁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深厚的文献功底与睿智的研究思路，颇能发人深省，启人深思，受到在座师生的积极回应与热烈欢迎。